疾之成殇——秦宋之间的疾病名义与历史叙事中的存在

唐咸通十一年（870）,沈子柔，一位“青楼之美丽”在疾疫流行的洛阳离世，她的生平所留下的文字记载，只有源匡秀为她撰写的墓志。现代的历史学可以如何讲述她的故事？我们需要“诊断”咸通年间流行的疾疫在现代医学中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吗？布鲁诺•拉图尔（Bruno Latour）曾提醒我们，认为拉美西斯二世死于罗伯特•科赫（Robert Koch）在1882年才发现的结核杆菌导致的疾病，与断言他死于机关枪一样，是一种时代错置的谬误。这意味着，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被沈子柔和源匡秀认知和感受的疾病实体。可惜，源匡秀并没有更多谈及疾疫，而侧重于激烈的情感表达：“火燃我爱爱不销，刀断我情情不已。”将两句中的叠字串连起来，“爱情”出现了！若是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活了起来，也许会嘲笑那一瞬间的自恋，以为一座城在灾难中的倾覆，是为了成全那凝固的“爱情”瞬间，却忘了沈子柔和源匡秀的“爱情”，如同白流苏和范柳原的“爱情”，只能在历史流动的场景之中被感受和理解。这不是一本疾疫年代的罗曼史，而是试图追问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：中国古代历史中种种关于疾病和身体的名称如何成为实体，被人们所认识和感知？而中国古代历史中罹患疾病（或者遭遇各种身体状况）的男女老少又如何成了可以认识和感知它们的个体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理解面对疾病的个体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，如何在构成历史叙事的网络中存在。在这里，被制造出的个体与作为历史性的存在的疾病实体通过塑造他们/她们/它们的知识基础和权力关系相互关联，追索历史化的疾病实体与被个体化的“病人”是同一个过程。这是用知识讲故事的另一种方式，我们通过勾勒疾病名义的替换、扩展、蔓延、模糊乃至留白的知识基础和权力运作，探索疾病实体和罹患疾病的个体如何被塑造。即使我们依然无法听到大多数沉默者的情感和知识表达，但是也许可以观察到留白边缘的笔触。